泰山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

周  郢

 

泰山，古称岱宗，主峰在泰安市北部，海拔1545米，是五岳中的东岳，山势磅礴，雄伟壮丽，以“五岳独尊”的盛名称誉古今。泰山历史悠久，文物古迹众多，被誉为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。

中华历史的局部缩影

泰山自先秦以来，便以引人注目的声名载入史册。相传远古时曾有黄帝等七十二家君主到泰山进行封禅活动。所谓封，就是在泰山之巅筑坛以祭天；所谓禅，便是在泰山下小土丘上设坛祭地。后世帝王为了宣扬其受命于天、功德卓著，相继举行封禅大典。秦始皇、汉武帝，汉光武帝、唐高宗，唐玄宗、宋真宗都曾东封泰山，留下了众多的史迹。宋代以后，封禅逐渐被巡狩、告祭所替代。清圣祖、清高宗接踵东巡，恭祀泰山，前后共有十四次之多。历代帝王借泰山的神威巩固其封建统治，而泰山又因封禅告祭被抬高到神圣的地位。正如郭沫若先生在《读随园诗话札记》中所言：“所谓东方主生，帝出乎震，于是泰山便威灵赫赫了。自秦汉以来的历代帝王封禅，……因此谁也不敢藐视泰山了。”

五岳制度定型于西汉，汉宣帝时将泰山列为“五岳之长”。此后在历代王朝基本都延续着这一地位，如唐玄宗加封泰山神为“天齐王”，又在御制《纪泰山铭》中，申述其“五岳之伯”的崇高地位。宋真宗先后加封其神为王、为帝，使泰山神阶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一级。明孝宗在御制《东岳庙碑》中礼赞泰山为“群岳之长”，再次昭示了其山为大明“宗山”。进入近代以后，许多学者认为泰山凝聚了民族精神与文化的丰富内涵，曾提倡“定泰山为国山”，藉以“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”。

通观泰山在中华五千年中的历史变迁，其与国家政权关系之密，历史延续之长，社会影响之大，确实是其他诸山难以比肩的。

中华民族的发展印记

回溯历史，泰山崇拜最早兴起于生活在山东半岛的东夷人部落，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存中的“日火山”陶文图案，被确认为东夷大山崇拜的标志。在此后的岁月中，东夷与中原地区的夏族不断碰撞与融合，东夷族首领蚩尤为黄帝击败后，其族群大部融入黄帝部族，成为后来华夏族的前身。此后随着民族大迁徙和大杂居，泰山信仰的影响也继续扩大。由于秦王朝的祖根嬴秦部族（属东夷一系）源起于泰山，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，选定泰山作为大一统王朝封禅告天的圣山。于是泰山由一座中原民族的族山，一跃成为华夏民族共同体的族山。此后的两汉将各民族的大一统推向新的阶段，华夏族也演变成汉民族，而泰山作为民族之山的地位迄今未动摇。元明清三朝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，泰山信仰开始走出中原一域，来到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生根发芽。从泰山信仰在中国各民族中传播的历程可以看出，泰山信仰与中华民族形成及民族文化融合息息相关，其影响早已从汉族一族，延伸至众多少数民族之中，泰山也因为体现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信仰，而成为“万族共瞻”的中华民族之山。

中华信仰的神圣交集

中国传统信仰以儒、释、道影响最大，而泰山则是三教共同认可的神圣山岳。孔子与泰山，儒家文化与泰山文化，有着难以割断的血脉联系。孔子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，被认为是孔子借泰山的至高无上而抒发自己高瞻远瞩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。儒家另一位圣哲孟子，人们称他有“泰山气象”，认为孟子的人格精神富有泰山的岩岩之势。如今在邹城孟庙之中，还有一座石牌坊，上面书写着“泰山气象”四个大字，用的正是这一典故。同时，儒学也滋养了泰山文化，使泰山因此成为儒学中的圣山。泰山是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，历史上唐、武周七帝曾先后在泰山岱岳观中修斋建醮；金元之际，道教宗师邱处机传道于泰山，从此全真教在泰山取得主导地位。元明时期，张志纯、张三丰，王三阳、柴慧庵等著名道士修持山中，使泰山道教盛极一时。佛教在东晋时传入泰山，此后朗公、意师，法定等高僧卓锡于泰山北麓，相继创建了灵岩寺、神通寺，谷山寺等佛寺，北齐人在泰山之阳所刻《金刚经》至今犹存，是泰山珍贵的佛教史迹。隋唐以后，泰山佛教进入鼎盛时期，灵岩寺被誉为域中四绝之一，此外，佛教徒还在岱阴大举雕制摩崖造像，留下了许多艺术珍品。明清时高丽僧满空，诗僧元玉曾先后主持泰山寺院，重整殿宇，一度使泰山梵香四起、伽蓝毗邻。另外魏晋外来高僧翻译释典时，用“太山”来译写梵文的“捺落迦”与“泥犁”，大大增加了泰山在佛教中的地位，成为佛教威严神秘的“灵魂之山”。一山同时被“三教”所尊崇，这在中国山岳中确是十分罕见的。

中华艺文的丰富展示

泰山不仅为帝王僧道们所崇拜，也为历代的文人学者所仰止。泰山题材的文学创作，自先秦业已问世。“泰山岩岩，鲁邦所詹”，这一最早专咏泰山的诗句，出自《诗经·鲁颂·閟宫》之中。此后西晋陆机《泰山吟》、南朝宋谢灵运《泰山吟》、东晋女诗人谢道韫《泰山吟》等，都是吟岱名篇。至唐代泰山文学呈现高峰。杜甫赋《望岳》诗：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气魄雄伟，境界高远。李白所作《登泰山》中“天门一长啸，万里清风来”，以飘逸诗笔生动状写了泰山奇丽景象。此后的宋人欧阳修、米芾、赵明诚、金元人党怀英、王恽、郝经、贾鲁，明清人李东阳、王世贞、钟惺，施闰章、王士禛、纳兰性德、袁枚、姚鼐、康有为等都曾登览泰山，留下了浩若烟海的颂岱诗文。在艺术领域，此期绘画、书法创作也都充分开展。泰山的奇山异水，吸引了众多画家的目光，丹青挥洒，创作了大量的泰山题材画作。元明之际王蒙有《岱宗密雪图》、明代叶澄《泰山图》、清代李世倬《对松山图》、罗聘《登岱图》等，都是传世名作。泰山石刻中秦《泰山刻石》，北齐《经石峪金刚经》、唐《纪泰山铭》等，都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崇高地位。

中华风俗的鲜活记忆

古代泰山三大主神——东岳大帝、碧霞元君、泰山石敢当，深入人心，影响遍及北方乃至全国，并由此产生了种种民间风俗。历史上围绕东岳庙定期举行的群体祭祀活动，称为“东岳庙会”。庙会源头最早可追溯至西汉，北宋时不仅庙会地点确定于东岳庙，举办时间为“东岳圣诞”也约定俗成，成为影响巨大的民俗节日。宋张师正《括异志》卷四《张太博》云：“太山庙据县之中，令兼主庙事，岁三月，天下奉神者悉持奇器珍玩来献。”伴随着逐渐定型的东岳庙会，种种庙会活动与风俗也不断产生。最为闻名的当属《水浒传》中所描写的“岳庙打擂”。当时东岳庙会的盛景，在《刘千病打独角牛》《黑旋风双献功》《小张屠焚儿救母》《看钱奴买冤家债主》等元杂剧中有极为生动的铺叙。《独角牛》第三折云：“今日是三月二十八日，乃是东岳天齐大生仁圣帝圣诞之辰，……端的是人稠物穰，社火喧哗。”明清时碧霞元君信仰广传北方，深入民间，“近数百里，远即数千里，每岁瓣香岳顶数十万众”（明王锡爵《东岳碧霞宫碑》）。形成大规模的泰山香社。不仅参与人数众多，地域渐广，而且妇女参与者大为增加。各地香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而且在发展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进香风俗。在清初白话小说《醒世姻缘传》中，便以生动的笔触，描摹了当时山东妇女结社登山进香的场景。

另一种著名民俗信仰当属泰山石敢当，其名源头可追溯至西汉史游《急就篇》，而最初的“石敢当”镇石风俗应源于福建，然后由闽中向北方传播。在这一进程中，开始与泰山信仰发生联系，两种源起不同的信仰奇特地嫁接在一起，成为新兴的“泰山石敢当”风俗。由于泰山信仰传播深远，因此整合后的“泰山石敢当”风俗也随之广布寰内，其影响力远超越原来单一的“石敢当”，五字碑铭也取代三字之石，成为镇石镌文的主流。而且“石敢当”还由一方灵石逐渐人格化，变成一位威灵赫赫的“石将军”。“石敢当”信仰演变的过程，也是其日渐纳入泰山信仰文化的过程。

中外文化的交流重镇

泰山与世界发生联系，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。汉武帝封禅泰山时，就有来自西域邦国使节随行。随着唐宋时期对外交往的不断拓展，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来到泰山参加封禅大典。在盛唐两次封禅中，都有日本、高句丽、印度等数十邦国的使节与会。宋代封禅时，更增添了来自阿拉伯半岛与东南亚印尼等国的商人队伍。与此同时，还有大批国外僧众远涉关山，前来泰山弘传佛法。东晋时来华的印度高僧佛驮跋陀罗在泰山以北建云禅寺；南北朝时罽宾国求那跋摩在泰山北麓的人头山建衔草寺；唐代日本高僧圆仁将泰山神信仰传入日本；明代朝鲜高僧满空重建竹林寺、普照寺。随着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，泰山的名字更是传遍了西方。近代以后，大批的欧美人士奔赴泰山，访古览胜，并对泰山文化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深入且广泛的探讨。如德国彭安多《泰山及其国家祀典》，是第一本由外国学者撰写的泰山专著。沙畹所著《泰山：中国人的信仰》一书中对泰山宗教、民俗文化作了深入解析，在西方世界有着极大的影响。俄国阿列克谢耶夫详细调查了泰山各地的名胜、石刻以及民俗，并在《1907年中国行纪》中作了细致的叙述。德国李希霍芬对泰山地质、矿藏作了深入研究，取得了重大成就。被称作“世界公民”的卫礼贤，在所著《中国心灵》中称泰山是“中国的奥林匹斯山”。美国旅行家盖洛在所著《中国五岳》中以“青色山岳”为题，对泰山文化与西方文化作了比较论说。这些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。

而在当今世界上，泰山以其承载的璀璨文明，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。1987年在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年会上，正式批准将泰山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，并对泰山遗产的价值作了高度评价：“泰山把自然与文化特殊地结合在一起，并在人与自然的概念上开阔了眼界，这是中国对世界人类的贡献。”

中华精神的集中体现

泰山与中华民族情感、民族意志、民族心理的形成息息相关，其山之精神特征——如博大、宽容、安定、崇高，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、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。“泰山精神”被视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：“会凌绝顶”：泰山拔地通天的巍然雄姿，激发了人们登攀向上的渴求。有人说：泰山之壮美，尽在攀登中。正是在不断攀援的过程中，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；通过攀登的感受，促使人们努力进取，自强不息。对此古今哲人都有大量的论述，从孟子的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（《孟子•尽心上》），到杜甫的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（《望岳》）、邹善的“频语鲁诸生，万仞在自力”（《登泰山》）、朱节的“大观荡尘襟，敢辞登陟艰”（《登东岱初出北门次范苏山韵》）等等，都精辟地揭示了这一主旨。在泰山登山沿途的历代题刻中，不少也是昭示攀登主题的：红门有“登高必自”，快活三有“从善如登”，十八盘有“上天梯”“亦可阶升”“共登青云梯”，大观峰有“登峰造极”。当代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泰山挑山工吃苦负重、脚踏实地的感人形象，更成为展示此一攀登精神的具体符号。“重于泰山”：由于泰山给人以凝重、端稳的视觉感受，在古人“君子比德”的思维下，泰山就成为某种高尚人格的象征。汉代史家司马迁便发聋振聩地提出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如太山，或轻于鸿毛”（《报任少卿书》）。这一譬喻，成为中华民族人生价值的衡量标尺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优秀儿女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献身。毛泽东在《为人民服务》中又引申此义，称：“为人民利益而死，就比泰山还重。”赋予其以时代精神。“不让土壤”：泰山文化在形成中，广泛吸纳了各区域、各民族、各宗派的优秀文化，呈现一种多元色彩。秦李斯《谏逐客书》中“太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”，正是对这一文化特色的生动隐括。民国邱山宁之《泰山赞》诗：“泰山何其雄，万象都包容。泰山何其大，万物都归纳。泰山何尊严，万有都包含。一切宇宙事，皆作如是观！”更是高度礼赞了泰山包含万物、博大虚怀的气象。“捧日擎天”：对泰山日出的无比崇拜，是中华民族追求光明意识的集中体现。在古东夷文化中，东方崇拜与日崇拜便有显著的地位。由于高山之巅距日轮最近，是最先观看到日出的所在，所以在先民观念中，山岳与光明紧密相连。泰山日出观念正是此一信仰的遗存，体现了中国太阳崇拜与东方崇拜的思想精髓。这种对光明的向往，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。“国泰民安”：泰山“雄重盘礴”的山体，自古以来就是稳定安宁的象征。汉代淮南王刘安之《上武帝书》中云：“天下之安，犹泰山而四维之也。”由于“泰”字除训有“大”义外，也包含“安”义，古代“治而通”的政局也称之为“泰”。由实及名，泰山遂进而成为体现“国泰民安”此一民族价值观念的最佳载体。泰山之下所置州府，均循此意而命名为“泰安”，泰山极顶也由此而得名“太平”。大观峰上明清人题勒“与国咸宁”“与国同安”，都正切中泰山文化的这一精髓。

在当代人的心目中，泰山已与中华民族精神紧密相联。正如哲学家任继愈先生所言：“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，泰山则是精神家园！”